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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最终一旦市场失灵，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品尝后果。

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就不会发生次贷危机。

此外，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美国梦”

和为减少贫富差别的《公平住房法》和《平等信用机会法》也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80％。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狂欢中，积极推动得义无反顾的金融机构，向所有想买房子的人发出了诱人的呼唤：“来吧，你可以买房，不管你的收入如何，因为房价会永远上升，你可以用升高的价格来借款归还房贷。”

而美国的房贷首付只有总价款的5％，次贷借款人一般分为五大类：偿贷缓慢、信用低、生活坎坷、不幸遭遇、高风险，新的次贷产品被设计出来满足这些借款人的需要，这是次贷行业终结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个银行大盗叫维力·萨顿，抢劫银行屡屡得手并一再越狱成功。

最令其名垂青史的，是他的一句话——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抢银行，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

你要是想知道“为什么金融界这次捅了大搂子”

，诺奖获得者的解释都未必令你满意。

萨顿式的直截了当可能更富于启示，钱的确在华尔街。

不但美国人的钱，全世界的钱，包括中国打工妹们辛劳积累的钱，都在那里。

金融这个行当，美国最具有竞争优势，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举世罕见。

有几个数字，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详情：2006年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占了美国GDP的几乎四分之一，利润则占美国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44％（美国制造业的利润仅为10％左右）；美国人的金融债务在1980年为GDP的21％，到2007年则是GDP的116％。

难怪每当有人提出疑问，要求检讨美国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风险到底是在积累还是被调解对冲掉了，就遭*。

格林斯潘有句评断经常被人引用——“对专业人士私下安排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全无必要，这类监管只会阻碍放大（enlarge）生活水平的市场效率”

——道出了美国的核心比较利益所在。

通过提供高端金融服务，替全世界理财，美国人的消费水平得以放大到空前水平，而一小部分美国人的财富也得以迅猛积聚。

靠虚幻的财富效应放大的消费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美国却已成了常态和趋势。

其结果是，美国居民的储蓄水平，直接的间接的加在一起，从1986年的10％下降到2006年的负值；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储蓄率曾高达25％，同中国人目前的水平相近。

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格林斯潘以世界金融沙皇的地位替美国谋求利益，的确是成就斐然。

在理想的全球化格局中，华尔街是金融中枢，分配着全球的金融资源，中国等“边陲地区”

的资金，不管怎样得来，都将由华尔街来估值、定价、组合、配售。

这令人想起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句“名言”

，在讥讽*选举体制时他说，“谁来投票并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计票”

。

套用斯大林的逻辑，这个世界上谁来生产物品，价值怎样生成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来管钱，谁来定价和分配收益！

结果是，中国面临的状况是相当困窘，过去三十年来的出口积蓄多半以美元储放在美国，所值几何？还得由美国说了算。

谁葬送了华尔街（3）

为了在形式上做到合理合法，美国的金融业推出了许多新做法，包括风险测评的新模型，搞得非常复杂，即使专家都会坠入五里雾中。

在没有监管的约束下，由美国发起的金融资产的放大效应有多大？据统计，金融产品交易的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CDS超过60万亿），它们所赖以发起的担保品——物理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恐怕不过万亿。

其间的关系就像一组“俄罗斯套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