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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4页）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

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

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

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

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

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

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

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

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

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

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

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

后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邀请过不少诺奖得主作过演讲，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先后三次来到北大，都对中国经济做过分析和预测，许多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启迪——诸如，1999年福格尔就预言，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而1998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仅50万辆，中国GDP的80％是来自物质产品，而且只衡量投入，不衡量产出，只衡量数量，不衡量质量，GDP是衡量不了服务的，中国也缺少服务业；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多多，需要改革；中国对医疗保健业的投资不多；总有一天中国将不能容忍环境的恶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6）

针对中国的问题，保罗·萨缪尔森还接受过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

他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

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

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经济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和过去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1976年以来事态变化的概括。

他们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在叫法上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

当记者问道：“从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的经历来看，在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并不容易。

在中国官方机构不健全，还存在官僚主义及贪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一面真能发挥作用吗？”

萨缪尔森回答说：“回顾历史，一味追求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像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到90年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如社会不满情绪强烈，10％～20％的最低收入者变得贫困，还有可怜的增长记录……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最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最严重的贫困状况，将由于精心设计的和按缴税能力拟定的税收制度和福利计划而得到缓解。

请注意这一点：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成功的混合经济中完全不起作用……假如我们修正一下社会主义定义，把它理解为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不平等，通过税收和重新分配得到了混合经济。

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可以行得通的妥协。”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