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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

由于县和县以下政府财政能力薄弱，这种下移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

上届政府在卸任以前曾就“三农”

问题征求经济学家意见的一次会议上，议论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机关。

而我国县乡财政力量极为薄弱，根本无力承担。

为了在内地农村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必须上提支出责任。

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但是现在看来，上提得仍然不够。

所以有些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到省，甚至中央。

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事权过度分散，应该要更加集中。

但它给人们的直接感觉是上面要收权，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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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3）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

这表现在土地、矿藏、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保持行政定价的旧体制，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

而行政机关定价时往往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名义成本和增加盈利。

而资源价格的扭曲促使企业以低效使用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生产，不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甚至影响国家安全。

关于燃油价格的问题，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障碍，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吴市场”

已变成了“吴法治”

。

正如他在自己的专著的“前言”

中所说：“收入本书的文章用了较多篇幅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这些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危险，呼唤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就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高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而促进投资的主力是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有效性十分可疑，中小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就业形势不乐观；房地产有泡沫，高增长容易激发泡沫破裂；另一个促进高增长的因素是出口，外汇储备的超高积累破坏了国际经济的平衡，造成国际市场的重大扭曲，招致众多的贸易纠纷。”

　（）②茅先生还说：“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

*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便自然来到。”

出生于中国湖南的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是近两年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起的话，将近160年。

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拥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早在1913年就有英国人提出来过。

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独创，而不如说是顺应了某种潮流，因为东亚国家早有如此的经历。

前几年有人争论“后发劣势”

和“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