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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

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

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

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

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豫陕方面：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方升普、李隆贵带二二五团八连组成豫陕游击师（八连后来军部又收回去了），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特委书记李隆贵。

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

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

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

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

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

，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　个特委、游击总司令部，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

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

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

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

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

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

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帅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

在敌重兵“围剿”

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　下，受到很大损失。

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

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计。

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

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

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

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

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

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　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垭子、二天门找到六路游击帅，五、七路游击　师未找到。

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

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