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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

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

‘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

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

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

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

不仅如此，当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死他们，前进！”

（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结构”

。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

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

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的大好机会。

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热烈欢迎。

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

而且许多人是这样希望的。

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

他们的看法是：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

由于他们头脑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

中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

今天战争已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此中国人很不理解。

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

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

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向有增无减。

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

（《奉天三十年》“，下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

。

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

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

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

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