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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

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

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

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

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

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

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

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8226；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

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

进行比喻，斯密受此启发，并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

，并且斯密的《国富论》中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

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

，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

，而这一理论被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

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吗？从这里，从中可见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第九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

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

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

，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

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

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

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

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

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