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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4页）

比如魏吴经常交战的淮南地带，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

故邓艾言：“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

为此，邓艾倡办淮南北屯田，终收灭吴之利。

所以说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战胜其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论进军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隙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

。

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运送军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今试谈其由盛而衰的经过：

自黄巾等农民起义摧垮了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以后，随之出现了群雄争逐的局面。

那时，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旧过安逸的寄生生活，他们“捐弃居产，流亡藏窜”

，有的还“飘泊风波，绝粮茹草”

，甚至弃尸路途。

战争固极残酷，却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残渣余孽。

正因如此，当曹操成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远远胜于衰汉之世，史谓：“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

。

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

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

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

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

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

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

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

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

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农时，而尽地力。

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

司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至关紧要。

操时是民屯兴旺时期，是时典农官专以农桑为务，生产情况自然较好。

可是操死后，曹丕称帝以来，典农官受当时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安心于农业生产，而纷纷经商求富。

《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传》注引《世语》言魏明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

；《晋书》卷33《石苞传》又言石苞曾“贩铁于邺市”

，就是典农官令部下贩物治生的证据。

典农官既心在发财，故抽调屯田吏民去为他们经营商事，从而使留者给行者代事田计，怎能不妨害生产呢？另外，继曹丕之后登位的曹叡，大建宫室、劳民伤财，也是破坏屯田事业的一大病害。

其时，外有吴、蜀大敌，内兴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

，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