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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结社和各种同业行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是受到严格约束的。

一些自卫性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而一旦它变成一种压力集团时，政府就要将其解散。

出自民间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爆炸性因素的。

任何一个能够控制民众运动的新兴组织的产生，都构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将其摧毁。

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组织总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像公民对统治者效忠一样，新兴的组织意味着新领袖的出现，而新兴的领袖就构成了原有统治者的事实上的对手。

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便开始注意吸纳学生，领导和组织群众，动员地方团体包括家庭、宗族、保甲、村寨、行会以及秘密协会，还有新成立的工会、青年和妇女团体，参加旨在推翻旧军阀的斗争，也即“奉旨革命”

。

清党时，同样利用组织的力量消灭异已，统一效忠于新领袖。

后来的“新生活运动”

，还是试图通过有组织的推动去进行的。

美国学者派伊所以说中国“易于统治”

，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统治自己”

。

以蜂窝状的群体组织，遵守内部纪律和自给自足以维持一种预设的秩序。

这是有传统根据的。

但是，苏联的组织无疑提供了新的经验。

组织化完全用于控制，即极力设法达致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的同一；而这些民间组织，却并不像西欧的那样形成一种压力集团，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

米切尔斯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不论谁说到组织，都是在说寡头统治。”

对国民党来说，这是合适的。

这样的党，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大小组织，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统制。

所谓“训政”

，“以党义建国”

，实质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

意识形态一旦与政权力量结合在一起，将使控制的效率获得空前的提高。

蒋介石上台后，政治宣传的首要任务，就在维护正统性和统一性。

1928年开始，国民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

。

此时，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卷入这种讨论的报刊有《新生命》、《生路》、《现代评论》、《星期》、《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以及《新月》杂志等。

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学者从“清党”

后一党独大的“现实”

出发，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符合国情的；并且认为，国民党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

如周佛海便称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具有某种代表性；这样，由党和国家施行的种种强制性措施，根据定义也就不再能解释为压迫了。

据说到了党权时代，思想的统一是十分迫切的，无条件的。

“以党治国”

，形式上是党组织、党义、党员三位一体，这是参与建国方案讨论的报刊大体认同的。

人民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有人甚至鼓吹，除了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以外，对其他人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则应予以禁止。

孙中山的“遗教”

成了合法性的来源，领袖的理论成了类似宪法的规范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