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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

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胡适自己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

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

。

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

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

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

；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

。

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

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像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

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

的服从。

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不可能绕道而行。

事实证明，胡适们作为知识分子而晋身政府部门，很快为官僚制所同化，成为科塞所称的那类“特别官僚”

。

科塞肯定说：“如同生物体能包围并中和外来物体一样，官僚制也能使特别官僚屈从于它自身的用途。”

他认为，即便处在决策高层，“在这种职位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

。

一者知识分子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策做出贡献的，而在规定这种标准时，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作为顾问，仅只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来为其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在这种情形中，决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赞同。

在其他情形下，顾问事实上可能成为替罪羊”

。

李普曼对掌权的方式有着直接的体验，他总结道：“当一个人由教授与研究的职业变为决策者，变为掌权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变成政治家和事业领袖时，他就受到了约束。

他的言辞不能被作为无私之论得到信赖，他的教导不能当做科学来信仰。

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个学者。”

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儒”

的语源考证为柔，实际上是认同知识分子以其柔软可塑的特性，自然进入权力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容器之内。

以他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入阁的行为，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旨趣。

即使在此前后充当过所谓的“反对派”

，要“人权”

，要“自由”

，要“民主”

，要“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