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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一点上，对现代意识的宣传，还很薄弱。

不过，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固然有分歧，但在行动上也有许多合作，没有像海外两派之间那样如同水火。

这一切都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

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

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

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形成的意识，与国内成长起来的留学生之间，也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只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

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

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

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

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

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

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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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颗政治明星（12）

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建议和经验，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

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

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

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和筹款，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

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

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

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

，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

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

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经过精心准备的“三？二九”

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

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

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