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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3页）

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

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

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翁的群体。

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

之中。

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

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

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

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

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

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3

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这个关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已经说清楚。

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

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

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

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

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

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

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

。

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

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