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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第1页）

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

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

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

《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

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

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

王畿之地。

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

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

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

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

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

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

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

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

为什么？唐代司马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

。

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

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

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

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

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

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