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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

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

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

的影子里。

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有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

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

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

但是，乾隆是“英主”

，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

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

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再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

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

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

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

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

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

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

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

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

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

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

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

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

，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

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

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