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67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6部分（第3页）

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

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的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

随从恨得压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

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

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广州的英国和法国人。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抗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

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

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

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还是运东西，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个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恨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

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

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

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

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

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

没办法，一个王朝的末世，官员无论大小，似乎都意味着贪官污吏，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

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

，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

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

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

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

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的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满清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

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

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

，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

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份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乘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