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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3页）

清廷认为太平军已被扫平，应该集中四川和湖南的财力，进军云南和贵州。

由于太平军余部仍在福建南部活动，清廷非常关注湖南东南部边界的卫戍。

1865年，同治四年（6）

清廷下诏，让曾国藩和李鸿章筹论全局。

曾国藩在4月份上奏说，云南是最偏远的省份，贵州则是最贫穷的省份。

在全国局势如此糜烂的时期，朝廷实在是鞭长莫及。

但是，皇帝继承大统，就连万里之外的新疆，也是尺土必争，一民必救。

何况云南和贵州还是属于内地，怎能不力图远略，恢复原来的局面呢？

他说，自古以来，行军的道路没有一定，但进兵必须有根据地，筹饷必须有专人负责。

所以谋取江南必须以上游为根据地，谋取西域就必须以关内为根据地。

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

他认为，要平定云南的战乱，应当以四川为根据地，责成四川总督筹饷。

要平定贵州的战乱，则应当以湖南为根据地，责成湖南巡抚筹饷。

四川的南部大部与云南相邻，湖南的西部大部与贵州相邻，进攻也就是自防。

这是势不得已、义不容辞的事情。

不过，既然责成四川和湖南专顾一方，就不能让它们兼顾其他省份了。

曾国藩先分析了湖南的状况。

他说，近年来湖南派兵西攻贵州，东防江西，本省的兵力为数不少，但还有东征局，要用巨款接济安徽与江苏。

此外还有滇捐局、黔捐局、江西捐局和浙江捐局。

各处筹饷越来越多，则本省的进款越来越少，是决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上一年恽世临派周洪印和戈鉴等人进攻贵州，接连攻克古州、都江、上江和天柱四城，贵州百姓已有复苏的希望。

如果当时乘胜进取，北攻镇远，南攻都匀，就可以与省城贵阳沟通，劳崇光也就不至于坐困贵阳了。

由于湖南饷银匮乏，恽世临不敢招募勇丁，增加部队，因而无法大举深入，以至于辜负了贵州人的重望。

曾国藩说，新任湖南巡抚李瀚章，在他的大营里呆了六年之久，又是李鸿章的胞兄，认识许多从金陵返回湖南的将领，以及湘淮军中得力的官员，而且彼此信任。

如果朝廷令他选将练兵，专门谋划贵州的军事，必定可以逐步取得功效。

但是东征局已经裁撤，只能酌情增加本省的厘税，以接济在贵州作战的军饷，不能多为甘肃提供补给，更不能分出银子来接济云南。

专门负责一处，则心思专一，如果四处分饷，则财力单薄。

这是由湖南支援贵州的办法。

至于四川，近年已经肃清了本省，并在协助接济外省，也是财力空虚。

成都距离云南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力派得多，则军粮的运输极为艰难；兵力派得少，又很难制服回民武装。

即便是竭尽四川的力量去支援云南，恐怕还是不够的。

何况四川北部的保宁和龙安，必须驻扎重兵，防备甘肃的造反武装，四川南部的酉阳和泸州，也必须驻扎重兵，防备贵州的造反者。

所以不可能专门图取云南，而放弃其他防地。

然而云南孤悬南陲，只有四川距离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