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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便是一声霹雳打到我的脚前，我也不会如此惊骇，我认出他是谁了，我不能说出他的官衔，在祖国，具有这类官衔的人太多，那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凡是在民国三十七八年在昆明参加肃奸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会知道他，他就是苏文元，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简直是将近狂热的反共者和忠贞份子，我之所以逐渐的看出他是谁，是因为在讨论韦伦的专案小组上，我认为韦伦不过是一个爱发发牢骚的普通知识份子而已，而是他第一个站立起来表示反对的。

我永远记得苏文元在专案小组上那副狂热的姿态，他脖子上暴着跳动的青筋，愤怒而悲痛的指责韦伦言论怎么样的偏激，虽然韦伦也攻击共产党，但那明显的是一种伪装，以求在离间民心，打击军心，动摇社会秩序上更有力量。

我稍微表示点异议，苏文元便进一步的用一种谁都听得出来含着什么意思的话，说我是在掩护韦伦。

而现在，他却代表人民政府委派我为陆军中将，这是一场可怕的滑稽剧，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最厉害的手段之一便是使我们的高级长官有错误的决策，和用我们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忠贞同志，打击那些因希望我们好而作逆耳忠言的人，可惜我发觉的是太迟了，但对于以后我在中缅边区的游击战斗，却有很大的帮助，我的伙伴们都领略过类似的教训，否则的话，在两面夹击的边区中，我们不能活到现在。

苏文元找我谈的目的，是他以李弥将军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曹天戈将军。

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被扣后，政府发表曹将军接任第八军军长，在信上，李弥将军请曹军长暂时停止攻击三天，让我代李弥将军签字；我不得不说，没有李将军的吩咐，我不能这么作。

我这一句话使苏文元想到不使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他唤了一声，进来两个壮汉，他们没有等到吩咐，便一直走到我面前，熟练的照我脸上狠狠的打下第一个耳光，这时候我才知道让我坐到窄凳上而没有让我坐到沙发上的缘故，只一个耳光我便从窄凳上滑下来，接着我被拉起，又是第二个耳光，血从嘴角流下，顺着下巴，一滴一滴的滴到我那抱在胸前发抖的双手上。

“签吧，克保兄！”

苏文元温和的叫我。

我不答话，于是我便像一条狗一样的被他们再打下窄凳，在地上滚来滚去，鞭子，皮鞋，和种种咒骂，我最后蜷伏到墙角，用我的背抵抗他们的挞击，我的背便是那时打伤的，我哭叫着，每一次鞭子打下，我都哀号一声，我自己都听到自己凄惨的声音，当我受不住的时候，我用头往墙上猛撞，我希望撞死，我现在想起还要颤栗，世界上有一种比死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苦刑拷打，但他们不能让我死，他们把我拉到屋子当中，打一会问一会，我爬到地下，昏迷不醒。

但最后停止用刑的原因，并不是我的哀号使他们动了怜悯，而是李弥将军和卢汉虚与委蛇的关系，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苏文元笑着再度和我握手。

“克保兄，”

他如对老友似的把嘴巴放到我耳边，“李弥已答应反正，好了，人民政府会升他当司令员的。

你的军长没问题，刚才不过是误会，要知道，在大时代里，误会是难免的。”

苏文元一直是满面诚恳的笑，就是在我被打得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他表现的并不是我所想像的得意洋洋，而是一脸同情和痛苦，好像苦刑拷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不得已才为之，这是共产党最厉害的手段，我深深的记在心头，很多坚强的人都是这样被骗住了，所以，我拒绝他们送来的使我连口水都要流出来的茶水，也拒绝他们送来的崭新的将校呢军服，我要把我被共产党苦打的原状带到伙伴们的面前，好像一个跌倒的孩子，一定要妈妈抚揉才能消痛。

我和李弥将军坐着卢汉自己的车子驶向城外，前线已经停火，李弥将军归来的消息已被通知第八军。

李国辉将军当时只是一个团长，但他却是和叛军接触最近的指挥官。

他在我们防线后边，陪同曹天戈将军和其他高级长官，戒备森严的迎接我们，虽然我们和部队分别了四天，却像隔了一生一世，除了在战斗岗位上的弟兄，大家却涌上来，他们向李弥将军敬礼，然后，蜂拥的包围看我，察看我被鞭子抽烂的衣服，和满身的鞭痕血迹，不禁失声，这时候，我听到一个人问──

“我们真的要投降吗？”

“不会的，”

李弥将军说，“时间很重要，攻势不能停止，我们应该马上拿下昆明。”

第一枪马上划破长空，战斗重新开始，我听到背后弟兄们一阵尖叫，一颗子弹正击中我们刚坐来的正向昆明城飞奔的那辆卢汉的座车，司机和卫兵踉跄的跌下来，伏到路旁的水沟里。

第四节

就在李弥将军脱险之后，政府明令发表他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和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受他指挥的，还有二十六军，共六万余人，那时候的士气十分高昂，武器精良，虽然只剩下小小一片河山，局势还大有可为，可是，事情往往与愿相违，一连串令人回想起来都要痛哭的不幸事件，使我们转攻为守，转守为退，以后更一泻千里的溃败下去，陷于全军覆没，假定这是气数，我们复夫何言，假定这不是气数，我们本身便是败军之将，虽然满身是血，满眼是泪，仍不能洗涤面上的羞愧。

我被送到澂江休养，澂江是一座紧傍抚仙湖的一个美丽的县城，政芬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他们早得到我还活着而且平安归来的消息，但她不知道我曾受苦刑，四五个要好的朋友送了一点酒菜，孩子换上新的，短仅及腰的夹克，同僚们在门口放起鞭炮，但我的伤口一阵一阵作痛，当两个弟兄扶着我委顿下车的时候，大家都怔住了，后来，我勉强爬到床上──只有我胸口是干净的，我的背部被鞭打的创痕几乎凝成一个和背一样大小的血痂，我劝止她们的哭声，告诉她们，无论如何应该欢喜才是，假设从汽车上抬下来的是一个尸首，又该怎样？其实，即令抬下的是一个尸首，人生的历程已经尽了，在一个百战余生的游击战士看来，似乎也很平淡。

这一次家庭团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在一个月后，大军溃败，那天晚上在我家为我举杯的朋友们，不是被俘，便是战死，写到这里，我感到无限的惆怅，但我对他们没有惭愧，总有一天，我在中缅边区战死，或被共产党杀死，或被缅甸军杀死，或被毒蛇咬死，我都死而无恨，我会在另一个一定存在的世界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