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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导监督。”

他以明末周栎园著的《栎园书影》中的鹦鹉自况，说是当此“大火”

的时候，“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又说，“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点谴责而已。”

当时，即有读者致信胡适，说，“《人权论集》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

。

正因为有了这种向党国效忠的立场，所以，胡适的论人权的文章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批开明的党内###的赞赏，能为汪精卫等改组派所利用。

在胡适本人，也是乐于做“思想上的诸葛亮”

，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

就在组织“平社”

的时候，他一面同来华的英美政治家商讨“中国问题”

，一面为财政部长宋子文设计政治改革方案。

他怂恿宋子文出面领导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辞职电报，积极充当智囊角色。

所以，他最后能为蒋介石所罗致，成为“廷臣”

，不是偶然的。

他向宋子文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

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他在日记中总结道：“近来与人谈政治，常说：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

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2。

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

对于英美派文人学者，鲁迅一直是有看法的。

现代评论派曾经是他在北京时期的死敌，他们与新月派虽然挂的是两块招牌，其实是一彪人马，而且都是认同胡适为精神领袖的。

新月派关于“人权”

言论引发的风波，在鲁迅这位旁观者的眼中，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一场无谓的吵闹而已。

在当时的知识界，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独到的、深入的、准确的观察，足见中国的知识者整体是怎样的一种奴态，从经验到理性，是怎样的贫弱，而又互相脱节。

从1929年到1933年，鲁迅针对新月社批评家以及所谓的“人权运动”

，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以杂感式的轻蔑的语言，对专制统治者和试图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败类进行了嘲笑和批判。

他的第一篇近于表态的文章是《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文章指这批批评家在“人权运动”

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皀隶”

的角色；他们杀掉“杀人犯”

，遵大老爷之命“打斗殴犯人的屁股”

，这类打人和杀人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合法的。

文章说，这些批评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一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

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

，却为“别一种治安法”

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

在针对梁实秋的《“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最后特意提及新月社群体，指出：“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