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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余第一次登基——1909……”

，“辛亥革命——19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

，等等。

揣测溥仪携带这本小笔记簿的用意，原不过是为了帮助自己的记忆，以免临时慌乱中易于忘忽，殊不料竟因此触犯禁例，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第三，证人作答时不能陈述他从“传闻”

得来的事实。

在英美法系里，反对“传闻证据”

的规则是十分严格的。

“传闻证据”

，英文为hearsay　evidence，意思是说证人所陈述的事实不是由他自己直接经历的，而是听见他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种“道听途说”

的证据是英美法院所一贯拒绝接受的。

用英国###学家寇克（Coke）的话说，一个证人“可以陈述他五官所感受的事实。

他应当陈述眼睛见过的，耳朵听过的，舌头尝过的，鼻子嗅过的或皮肤触过的事物，但他却不可陈述他从第三人那里听说是有过的东西”

。

在英美法院里，这条规则是绝对的。

要采纳“从第三人那里听说是有过的东西”

，必须传唤那个第三人自己到庭来作证，而不能由别的证人口中陈述出来。

在审讯初期，远东法庭也曾试行严格采用过这条规则。

但是，由于事实上的困难，在1946年9月以后，它便放松了。

因此，在远东法庭里，在相当合理的限度内，证人是可以陈述“传闻”

的事实的。

至于这种“传闻”

的证据价值如何，法官们自可作出他们自己不同的判断。

当然，对于完全“道听途说”

的无稽谣言，法庭是不接受的。

第四，直讯执行人不可询问证人超出他知识能力所能答复的事实或意见，证人也不应答复这类的问题，否则法庭便会自动地加以制止，而对方也会提出抗议，要求法庭加以制止。

例如，对一个中国士兵或日本士兵，你不能问他在中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战的军队总共是多少，或者日本派遣侵华的军队总共是多少，因为这是超出他的知识能力范围所能作答的问题。

但是对一个当时中国的或日本的陆军部长、参谋部长或高级负责军官，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提的。

虽然问题涉及个人的估计或意见，但以这些人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知识能力说来，他们是有资格答复这样的问题的。

至于他的答复的证据价值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应由法庭作出判断。

按照英美法系传统的严格规则，除了法庭为了作出某项鉴定或估计而特别传唤的所谓“专家证人”

（expert　witness）之外，一般证人在作证时只能陈述他所亲历目睹和熟知的事实，而不能表示他自己的意见、估计或看法。

但是远东国际法庭并没有严格地采用这项规则，它允许证人在它认为该证人知识能力可及的范围内表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或作出自己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