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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1994年的一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发了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

的消息，张建星兴奋得跳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白发苍苍而久病缠身的母亲。

“那是我刚当记者的一个寒冷的初冬，赶发完新闻稿，已是深夜两点。

骑车回家，将至最后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我恍惚看到路灯下有一个人影。

是母亲！

没有想到母亲深夜等我。

我知道母亲的惦记，她不知道报社的电话，也不会打电话。

她只有站在被寒风灌满的街口，耐着寒冷，也耐着焦灼等着她的儿子平安回家（张建星《写给母亲》）。”

这是1983年寒冷的初冬，张建星的传媒事业才刚刚起步，这一幕在他眼前浮现时，或许亦是他投身这个事业永远的原动力。

他说：我选择这个事业，正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业永远不会是平淡的，每个时代都有石破天惊的故事，一个记者怎么可能进入禅般的平淡和从容呢？我们必须追随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说来惭愧，我对文字最初的热爱是极功利的。”

张建星所说的“功利”

其实指的是：出生穷困家境的他，13岁便发现写字可以赚钱，“写一部书可以给50元钱。

50元钱啊！

妈妈该会多高兴！”

于是，他用捡来的传单开始写长篇小说《风浪里的人们》。

后来，他写的小诗被学校刊物发表，“我那几乎没有文化的父亲，背着我拿到他工作的小学，向那些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因‘文革’影响被迫成为）看门人的小学教师们展示。”

张建星说他迷上新闻业，某种程度上是感到“一种难以拒绝的黑色诱惑”

——那些生活中的不平！

那些人群中的污浊！

张建星以写社会问题和揭露性报道起家，一部纪实文学《魔鬼市场》则显示其新闻洞察力更令其作品进入新闻教程，在《天津日报》开设的《今早相会》社会随笔专栏令其树立了一个敢写敢言的“名记者”

形象。

作家蒋子龙有此评价：“张建星其实是在呼唤社会构建新的人格。

他的这份真挚却建设在对社会生活充满现代主义的调侃上。

这种披坚执锐的侃劲，是风格，也是他受欢迎的原因。

现代世界似乎格外适应这种风格。

张建星也似乎天生要和这个时代相会……”

“我们生逢一个幸运的时代。”

张建星总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强调此点。

在与这个幸运时代的交锋中，他与现实交锋，与新闻业交锋，早已锋芒毕露。

张建星：自己与自己交锋的人（3）

第二次交锋：商人的交锋、与媒体的交锋，绝处逢生

张建星正要从1层上他位于16层的办公室，电梯内的电梯小姐连忙向他问好，大楼六部电梯都设有专职电梯员，这是天津日报的独特一景。

张建星倒是眼光敏锐，有次，他发现有个开电梯的女孩手里捧着一本《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样的景象令他触动，更写进了他为2001年8月8日创刊《假日100天》而写的创刊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