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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

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

和“革命口号”

，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

。

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

，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

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

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

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

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

，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

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

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

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

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

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

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

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

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

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

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10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会见日本外交大臣，要求日军撤退，日本说，我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是德国的资产，和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武力西犯，占领济南火车站。

中国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