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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北伐已刻不容缓（第1页）

平心而论，要辨清南京朝廷的主要敌人是西寇李自成还是东虏满清政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是极不容易的。

明、顺、清三方势力中，明朝自遭受甲申之变后，上层建筑已达崩溃，军队虽然庞大但军心已散，作战力低下，政权已经渐至没落；大顺军崛起迅猛，但政权新建，基根太浅，又新遭清廷打击，士气一减再减，人心浮动，也已出现衰败之态；相较之下，大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领导人的锐意经营，关外已建成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进取关内，胜利连连，国力大张，势头最盛。

如果从三足鼎立的平衡角度来说，南京朝廷的策略应该是“联寇抗虏”

而不是“联虏平寇”

。

但退一步想，无论西寇还是东虏，本来都是大明帝国的敌人，而且，大明帝国和东虏的仇怨要比西寇早得多，时间可以追溯到万历朝努尔哈赤的反叛。

然而，北都神京陷落于西寇之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先帝崇祯被李自成逼死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大事。

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弘光即位时为什么要高呼“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

的口号，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圣旨中指责大顺军“屠杀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载不容，人神共愤”

了。

“草莽孤臣”

刘宗周的奏疏也屡屡有提道：“今日，只有讨伐闯贼复仇方能表达陛下中兴之志，而且，只有陛下毅然决策亲征才能振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公元1644年10月，史可法上疏说：“先皇帝（指崇祯帝）死于闯贼，恭皇帝（指福王的父亲朱常洵）也死于闯贼，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

普通百姓之家，父兄被杀，还念念不忘报仇雪恨，作为一个朝廷，怎么可以置君父之仇于不顾？臣请求陛下速发讨贼诏书，好让臣与诸镇兵马一起剑指秦关。”

后来他又上了《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和《自请治罪并请戒诸臣毋讲门户专力讨贼疏》。

所以说，弘光朝廷从上到下都弥漫了报仇、讨贼气氛，如若强要弘光君臣无视李自成大顺军的存在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付清廷方面上，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了，如果还要南京朝廷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嫌尽释，握手并肩以对付从关外进入的异族，这想法就更超前了。

这，只能是众多事后诸葛亮放出来的马后炮，是没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

有人说，南京朝廷是因为有“宁与外邦，不与家奴”

的心理作祟，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南京朝廷有“联虏平寇”

的想法并不奇怪。

大家都觉得，以南京朝廷的实力单独对抗顺、清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或者可以说是处在下风。

只有与其中一方结盟才能压倒另外一方。

“联寇抗虏”

既不可能，就只有“联虏平寇”

了。

甚至还有人担心，如果不抓紧行动，一旦满清与大顺结成了同盟，出现“虏寇联手”

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虏寇联手”

并非不可能。

皇太极时代，就曾派人和李自成联系，是有心与李自成一起瓜分大明江山的。

所以，南京朝廷才会这么急吼吼、迫不及待地组建北使团北上和清廷议和。

当然，北使团北上和谈的结果已经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所有人“联虏平寇”

的计划已经失败。

史可法在给弘光的奏疏中不无哀叹地说：“之前我所希望的是可以和清人达成和议，这样，我就可以联合清人的兵力来对付李自成贼寇，完成复仇雪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