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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

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

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

一边。

从《新青年》“读者”

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

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3号，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一书有收录。

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

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

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

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

的审判台。

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

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

为副标题，十分醒目。

在当时国人对“复辟”

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

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

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

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

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

“攻讦”

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同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与《东方杂志》竞争（3）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

《东方杂志》的“非观念”

动机，作一点探奇式的考察。

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

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

《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

《新青年》显然不可能像《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

《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