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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

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

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

（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

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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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入党，学生入团（2）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

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

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

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

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

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

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

《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

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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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入党，学生入团（3）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

“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

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