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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

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

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

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

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

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

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

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

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

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12。

张静江的十朵金花（2）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

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

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

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

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

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

，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

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

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

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

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

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

，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

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