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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3页）

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整个纽约城中国人并不很多，知识分子很少，大多都是干体力活儿的。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好，有的理发店不对中国人服务，有的房主也不肯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

甚至也没有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所谓的中国菜，只是一盘炒什锦（Chop　Suey）或炒面（Chow　Mein）而已。

纽约直到1946年，才有一家由山东人开的“上海饭店”

，里面有北方的饺子和北方菜，也有南方的“狮子头”

等，生意很好。

第一次在海外吃到正宗中国江南菜的时候，我们真是开心极了。

14。

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2）

第二个群体就是政府和半政府机构里的一些常驻的或者临时的官员。

在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后代当中，渐渐出现了不少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他兄弟，3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到美国了，拥有一家华昌贸易公司。

他们主要做钨、桐油和猪鬃的生意（那时最好的油漆是一定要中国的猪鬃刷子刷的），非常富有，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

另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大富商就是无锡的（薛寿萱）先生，他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的孙子，他还是他的同乡、著名的实业大家荣氏家族的亲家。

这类人在抗战之前并不很多。

第三个群体就是抗战期间来到美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及其家属。

我们一家就属于这一群体。

这个时期来美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多起来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才渐渐发生转变。

抗战胜利之后，来美国的人就更多了。

不仅有大陆来的，还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

现在旧金山就有五个中国人的社区。

那时富人逃难，到香港的多，到美国的少，还有一部分人到了巴西，因为在巴西开工厂容易，而在美国开工厂被控制得极严，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美国开工厂，都是做些商贸生意。

最初，薛先生只是做蚕丝和丝织品贸易，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在股票和日用品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有一年，美国农业部批准他为最大的大豆贸易商，这使得他在旅美华侨中更加出类拔萃。

他住在纽约最好的住宅区，他那豪华的两层楼房可能有1000平方米。

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吃饭，并且招待那些来访的中国显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父亲还认识了几位高层的民族主义者，如宋子文和顾维钧博士。

对中国古董的共同兴趣把父亲和薛先生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他们早在上海时就已相识，但直到我父亲到纽约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成为密友。

薛先生也是在生意发达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收藏家的。

那时，他相信父亲谨慎的鉴定和中肯的意见，还想建一座一流的中国古董收藏馆。

在后来的交易中，古董总是那么令人愉快，即使不是为了据为己有。

他们喜欢在小店铺、拍卖会和私人收藏馆里搜寻他们中意收藏品，查证它们的背景和历史，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真伪，最后估算它们的价值。

1942年的秋天，我去麻省理工的自然科学学院学习。

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工程师和科学家很急需。

所有的技术学院都是四年制的。

我一年到头地埋头读书，很少回家，只用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就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

那几年，由于我没有时间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每年从纽约驾车到我的学校来看望我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