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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而住在女儿家里，无论再好，也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对于吴大妈的这番道理，我们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依据来驳斥她。

因为你如果从吴大妈成长的环境方面思考，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农民是理性的，农民更是爱讲求面子，甚至老人在儿子家还是女儿家过年都会是一个“原则性”

的大问题。

所以每到进入腊月，吴大妈总是盼望着母亲能够被兄弟们早日接回去，那样，她就可以自豪地向外人宣示：看，母亲是有儿子的。

而且接走得越早，吴大妈的这种自豪感越强。

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在影响着吴大妈及其兄弟们的思维和行为，如让老人在女儿家过年对年轻一代不利，会影响某些人的运气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指责吴大妈迷信，也不能指责吴大妈老旧，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正是这些“陈规陋习”

组成了所谓的“潜规则”

，有效组织着农村人们在老人赡养上的职责分配、时间安排等等。

我们不敢想象，假如哪一天这些最有农村气息的“潜规则”

被现代化了，农村老人的命运会如何？一些具有革命浪漫色彩的养老院会成为农村老人的选择吗？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目前，我国很多的农村地区都流传有儿子养老或者不养老的故事，在被言说的过程中，这类故事不自觉地在农民心中建构着“儿子养老”

或“儿子应该养老”

的观念。

因此，很多人（不仅农民，而且包括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儿子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主力军，甚至是唯一的力量。

有人甚至依此来解释农民的生育实践，他们在分析农民生育实践上的“男孩偏好”

时，给出的解释性结论居然也是“在农村没有儿子不行，老了没有人养”

等等，这些观念似乎已经成为了分析解释农民养老和农民生育的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

　有学者在回顾农民生育研究的状况之后指出，现实中不少从需求（或者动机、意愿、目的）的角度对农民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农民的生育动机（主要是生育男孩的动机）就是为了日后的养老。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农村果真只有儿子才能承担赡养义务吗？当然，在众多的研究中，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听得到。

比如，陆益龙在《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中认为，农民生男孩不是为了养老。

他的前提假设是“养儿防老”

是一种从成本效用出发的经济行为，既然农民养儿明显是一种亏本买卖，那么农民非生儿子不可就不是出于养老的考虑。

尽管我们不同意他论证的过程和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却不经意间讲出了农村老人赡养的部分事实。

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一些地区的农村养老实践中，儿子往往只是名义上的“赡养者”

，而实际上许多的赡养事务是要靠女儿来承担。

在对“养儿防老”

的认识上，现实价值和符号意义是割裂开来的。

我们知道，在长期的社会学以及社会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真实（现实）和符号的关系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

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布什亚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

他认为，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符号是与物体直接相联系的，现在这种联系已不复存在，符号与真实之间不再存有对应、透明的直接关系，符号不再标示任何现实。

他说，到了这个阶段，符号不再指向任何主观或客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