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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贝利找到一个绝好的报复目标，巴西足协的主席利卡多·泰克希拉（Ric　a　rd　o　　　Te　ixe　ira），这是一个卡拉托拉斯老朽的绝妙样本。

泰克希拉在这之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没有任何有关足球或体育管理的经验。

而他能爬到巴西足球的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来，其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岳父大人是当时国际足联一手遮天的头号人物乔·阿维兰热。

在他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豪华轿车，一套位于迈阿密的公寓以及一队随身保镖。

当巴西足协负债累累时，泰克希拉的薪水却增长了3倍多。

对其腐败行为的指控使他无处藏身。

不少人指控他偷税漏税，尽管他们无法搞定诉讼的时效问题。

对于少数反腐败的斗士来说，他们的救世主似乎终于出现了。

他们认为贝利超乎想象的财富使他能够挑战强权，说出真相。

毕竟，他做过企业的道德形象大使，拒绝为香烟和酒类做广告。

他喜欢对记者说：“我只将我的名字用在我信任的东西上。”

品格高尚一直是贝利人格的一部分。

1969年当他在里约马拉卡纳（Ma　ra　c　a　n）球场踢进自己的第一千粒进球时，记者们冲上去问他的感觉。

他大声回答：“要记着孩子们，不要忘了巴西的穷孩子。”

贝利对泰克希拉的批评正符合时代的要求。

拉丁美洲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这是一次更广泛的反腐败运动。

经历了数十年的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之后，拉美已经准备好终结和资本家朋比为奸的军事独裁统治。

取而代之的是，它选择了（至少是它的精英分子选择了）华盛顿学派的新自由主义。

位于这种变化的最前沿的是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瑞克·卡多索（Fe　rna　nd　o　　　He　nriq　ue　　　Ca　rd　o　s　o）。

他没有多少资本家作风，而且具有一种松散悠闲的政客魅力。

20世纪70年代期间，他就写出了代表巴西左派人士的文章《拉丁美洲的独立和发展》。

对军政府的批评使他受到审讯、监禁、他的办公室也遭炮击，还有几次被流放。

而在1985年军人政府倒台以后，没有了军事独裁的阻碍，卡多索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

到他1994年当选总统时，他成为巴西政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密切注视贝利与巴西足协资本家们之间的斗争时，卡多索在贝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精神，决定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于是他任命贝利为他的特别体育部长，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内阁大臣。

“他象征来自巴西平民的胜利……”

卡多索宣布该任命时这样说道。

很明显，贝利从最开始就把“现代化”

日程带进了巴西政府。

任期一年以后，他提出了《贝利法案》——一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足球改革。

该法案要求各俱乐部作为透明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建立公开账目和经理负责制；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使他们能够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他们的俱乐部。

他的助手凯尔索·戈瑞利（Ce　ls　o　　　Gre　le　t）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应该把商业理论和职业理念引进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