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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乘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一无所有的他们，丢了脑袋，也无所谓。

只是跟着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胆量跟着，多半是因为旧皇帝没有了，新的真龙天子还没有见的缘故。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

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

显然，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

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

当然，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不仅有蠢蠢欲动的“刁民”

，还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仅有那些袁世凯鞭长未及的西南军阀，还有他自家派出去驱逐了国民党势力，从而占据一方的北洋宿将。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

的本领，以致于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

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

读书人在啃侉饼，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

和“竞存”

，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

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

，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共和递进。

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

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果，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庭，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

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

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橥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或者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等于是给了反对者一个合法反对自己的借口。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PK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

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

自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都说自家是以孝治国，皇帝个个是大孝之人。

尽管实际上父子争位，兄弟相残的事，皇宫里面就没断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挂上去，一直都没摘下来过。

当然，以孝治国，也有一点小麻烦，都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对头，该帮哪边呢？更普遍的麻烦是，如果孝子为了履行孝道，为亲报仇杀了人怎么办？国家总不能没有法律，而且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个人自己执法。

显然，所谓的为亲复仇而杀人就是自己执法，如果人人如此办理，那么还要法律，还要政府干甚？

所以，各个朝代，在为亲复仇、即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一阵儿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阵儿又强调政府执法，惩罚杀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

说实在的，一般来讲，虽然传统国家提倡孝道，虽不尽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毕竟没有当家执政的人，乐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纷争，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断的，即使出于孝道，也是个祸根，口子一开，说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为祸乱之源。

但有意思的是，凡是这种为亲复仇的好汉，几乎无一例外会获得民间舆论的力挺，载入民间口碑是肯定的，多半还会载入地方志，长久地为人称诵。

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没有。

即便皇帝时代，民为邦本的教条，也是颠扑不破而且政治正确的大道理。

鉴于为亲复仇的呼声如此之高，因此皇帝们都很为难，很难有个准主意，到底是该奖励还是要惩治。

拖到了明清之际，只好打个对折，含糊一下，一面网开一面，重罪轻判，一面表彰那些讨饭孝亲和割了自家屁股上的肉给爹娘治病的温和型的孝子，给他们立牌坊，以便把人们的孝行，往这正面引导。

可是如果碰上些二杆子，该动刀动棒，还是挡不住。

清末新政开始的司法改革，改到民国，全盘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血亲复仇这种事，无论打什么旗号，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被允许了，但是，说也奇怪，偏就是这段时间，硬是出了若干大案子，几个大人物，都是死在血亲复仇的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