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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要是各位拥兵自重，以致祸端，那也当罪诸位以谢天下！

要是五日之内各位还在延宕观望，那国民必认为诸位是有意弃我民国，如何得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南京的国务员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前往北京就职。

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参议员随同唐绍仪一起赴京。

由于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一行人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然后由天津转乘火车进京。

4月20日，唐绍仪和南京的国务员、参议员们抵达北京，袁世凯照例布置了一个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车站前彩旗招展，军乐齐鸣，面子功夫做得很足。

当天，新任内务总长赵秉钧与总统府代表及北京各界人士都前往车站迎接，南北双方代表纷纷握手寒暄，仿佛已经抛弃前嫌，如同一家人一般。

次日，由唐绍仪组阁的*第二届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公署内）。

在各方的努力下，唐绍仪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出席了当天的成立大会，只有工商总长陈其美和财政总长熊希龄未能就职，职位暂由他人代理。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宣布休会，并随之北迁。

由于之前的参议员都是各省都督选派的，因此在南北统一后，各界代表都纷纷要求在“*共和”

原则下进行改选。

随后，各省都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将原咨议局改成了省议会，并由省议会选出新的参议员。

在新的参议院中，同盟会虽然仍旧是第一大党，但已经不占据绝对多数了。

4月29日，新的参议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开院仪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各部总长及中外各界人士纷纷出席观礼，连袁总统也亲自前来祝贺并发表演说。

不过，在是袁世凯第一次到参议院，也是唯一的一次。

说句实话，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权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凯当时也不甚了了。

在潜意识里，他可能还是将参议院看成是前清的资政院………不过是起个咨询襄助的作用罢了。

由于参议员经过改选，临时参议院随后又对议长进行了重新选举。

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进行了合作，使得同盟会的议长候选人落选，结果前奉天咨议局长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和原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由此，同盟会的势力在新的临时参议院中被进一步削弱。

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已经初具规模，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

二字。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三

尽管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南北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下，民国初步的政治构架总算是搭了起来。

这种*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毫无先例，而中间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其成绩不可谓不大。

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

，这民国元年的气象看起来虽说是姹紫嫣红，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其内部隐藏的各种汹涌潜流也绝不容小视。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前面所提到的《临时约法》关于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问题。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等于在制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扩张，而这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开始的初衷。

可惜的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设想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在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

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陡然从原来的威权体系转换到一个全新的共和*体制，其中的障碍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数十年不能完成这个转换过程。

正如梁启超所言，即使清帝退位，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旧是开明专制，话虽然不好听，却未必没有道理（就怕开明专制也不可得，百姓就要遭殃了）。

譬如袁总统和唐总理的关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绍仪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干，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岂能掌控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倘若唐绍仪从属于袁世凯，局面可能会好一点，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想用总理去钳制大总统，特别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凯，那就是书生之见甚至是出于私心了。

事实上，在清帝退位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孙中山不能，黄兴不能，其他人就更不能了。

假如袁世凯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提前上演，应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

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鞭，貌似利于谈判，实则是已与清廷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