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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后者则没有；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传授科学知识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只能够潜移默化。

这些都是理科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比文科老师讲得好。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

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

举个例子说，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

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

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家。

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

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

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生的译本。

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

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

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看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

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

，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

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

《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

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

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

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译《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

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

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

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

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

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

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弥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种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

张爱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