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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

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

。

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

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

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

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

，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

的标语。

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

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

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

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

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9）

当时，有39家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指责南非的法律允许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

抗议者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法庭外高举标语，称制药公司的总裁是“艾滋病吸血鬼”

、“比病毒还要邪恶”

。

人们指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使诉讼演变为那些公司的公共关系危机。

2001年4月，他们放弃了诉讼。

一位名叫马谢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官司，否则很多人都只有去死。

只有赢得这场官司，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必须赢。”

制药公司撤回这次诉讼开创了一个先例，意味着贫穷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专利权。

2000年，五大制药公司同意通过谈判降低他们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亚洲的售价。

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布，他们将以制造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滋病药物，大约是西方国家药价的110。

默克公司一位名叫乌德沃森的高层主管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加工过程将在当地进行，以防这些药品重新出口到发达国家。”

他补充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分销体系。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麦克高德里克则说：“我们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我们的专利不会成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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