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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5页）

映入眼帘，怎么办？据我观察，我们是装做非故意看，他们是装做并未看。

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

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凤，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

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

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

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

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县，有文君载厚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第5节，

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写出，就看出他可爱的一面。

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让他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则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

在诗文方面，他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

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

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

求知和娱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

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

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

他在环境的热度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

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

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

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叹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

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

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

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

这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和9月初。

学校的布告（三）明确规定，新生于9月10日前报到，过期取消入学资格。

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

这个数量不多。

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