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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4页）

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

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

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

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

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

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

，此人叫做马寅初。

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

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

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

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

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

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

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

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

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

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

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

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

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

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

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