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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4页）

他说，圣谕说要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

然而，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

这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先从财政上阐明办团练的难度。

清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自1840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

1843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

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

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

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国库空虚，清廷自然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

当然，他没有使用“编练新军”

这样的字眼，而是说要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

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减少了许多经费，达到了曾国藩创建正规军的目的。

曾国藩说，朝廷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见了太平军，马上就逃跑溃散，没有听说过哪支部队进行了战斗。

清军只是用大炮和鸟枪从远处向太平军射击，不敢与太平军短兵相接。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

现在，他打算改弦更张，注重练兵。

他要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

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偷换概念，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

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

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为了混淆视听。

日后，他照搬戚继光组建军队的办法创立湘军制度，只字不提那个办民团的傅鼐了。

或许是文宗不够精明，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小把戏，或许是他没有留意，只把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当作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文书，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

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直到八年以后，事实已经证明曾国藩的做法可行，这位大臣才将实情向皇帝吐露。

他说，他在1853年1月奉旨办团练，第一次上奏折，就报告了要自行编练一千名勇丁，他所办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

曾国藩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年和文宗玩了一次文字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他成了赢家，于是湘军的创建，得到了圣谕恩准，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提到，要把各县经过训练的乡民征集到省城，其中就包括罗泽南和王錱训练的湘勇，也就是由湘乡知县朱孙贻以县衙名义操办的团练。

曾国藩把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江忠源留下的楚军，按照戚继光的成法，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

。

这就是湘军正式的创立。

在这里，“湘勇”

的“湘”

，和“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