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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部分（第2页）

舆论沸腾，矛头纷纷指责曾国荃。

他们的意思是，曾国藩草草地将李秀成处死，是为曾国荃隐瞒了什么。

面对千夫所指，曾国荃非常郁闷，因为他作战艰苦，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还要背负一个骂名。

曾国藩手下的宿将如杨岳斌、彭玉麟和鲍超等人都打算告辞离去，人们马上怀疑他们与曾国荃不和，还说金陵的钱财都到了曾国荃的军中。

曾国荃在作战中负了伤，又得了疥疮，便请病假回归乡里，遣散所部二万五千人，留一万人驻守金陵，另留一万五千人作为游击安徽南北的预备队。

在攻克金陵的作战中立下功劳因而受封了爵位的几个人，李臣典因病亡故，萧孚泗因丧事归乡。

武明良当了个记名提督，请假回家后就病死了。

大功告成了，这些将士郁郁寡欢，悲凉沮丧，也许是因为作战时杀气太重，当胜利到来的时候，便觉得虚弱不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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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帅军队，本来就诚惶诚恐，自己庆幸扫平了洪秀全的太平军，攻克了金陵，实现了刚刚起兵时的愿望，为了退避权势，以保清名，于是极力宣扬湘军已经暮气沉沉，不能够再用，主张清廷用淮军，接着镇压捻军。

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当然是一个托词。

在曾国藩裁军之后，左宗棠和刘锦棠率领湘军在关内关外镇压回民起义军，平定新疆，席宝田率部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王德榜率部在越南与法国侵略军作战，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这些湘军部队，哪里看得出有什么暮气？如果说有什么暮气，不过是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部队里面，由于曾国荃顶着太大的光环，而他本人过于张扬，导致将领们有些离心离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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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同治三年（23）

不过，曾国藩的有一种担心，倒并非托词。

他认为湘勇熟悉山地作战，驰骋平原却非所长，因此对捻军作战会有所不利。

而且湘军勇武已达十年，颇为疲惫，需要休整。

与其这样空耗军饷，不如裁撤。

曾国藩裁撤湘军，在自己的体系之内，并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因为自从曾国藩首创用乡下农民代替编制军队以来，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湘军的制度，充分反映了军队的利弊。

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都从湘军中崛起，因此虽然他们用兵的地方各不相同，还是没有背离江忠源、王錱和曾国藩等人确立的这个宗旨。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视时机。

他认为胜败是时机决定的。

时机不可为，就是圣哲也无法办到。

时机可为，就会事半而功倍。

为了等待时机，就必须执著。

在战争时期，局势瞬息万变，安危系于一发。

清廷的谋臣们远在几千里之外，靠着揣摩推测而进行遥控，朝上一策，暮更一令，弄得前方将帅手足无措。

向荣和张国梁都是职业军人，而且是久经沙场的大将，不可谓不懂战略，但他们缺乏远见卓识，缺乏耐力和定性，别人叫他们向左他们便向左，别人指挥向右便朝右，非常害怕谋士们指责他们的不是，无暇审时度势，于是早晨奔向安徽，傍晚又杀向浙江，疲于奔命，而忘了自己的任务是屯兵于坚城之下，所以几起几落，左右一蹶不振。

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以忧惧治军，详尽地审查全局，眼光高远，不急功近利，不为旁人的议论所动摇，坚持自己的信念，撼不动，催不发，比起江忠源、李续宾这些义气用事的将领，多了一份最后取胜的保障。

曾国藩的裁军，也是因时势而决定的。

湘军本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势的产物，当它已经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时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湘军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

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孪生体，太平天国没有了，湘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理由。

湘军这时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只要这支强大的军队继续存在一天，不用曾国藩说一个字，本身就是对清廷的威胁和挑战。

关于这个威胁，清廷已经有人大造舆论。

御史蔡寿祺参奏湘军胡作非为，声言这么多湖南人占据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实为不测之祸，建议清廷只对他们授以低级的职位。

对于金陵大火的原因，清廷有所怀疑，在颁奖给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大员后，另有一份上谕，其大意是：关于太平军积薪自焚的奏报，应该只是谣言而已。

金陵被太平天国占领十多年，传闻那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命令曾国藩将金陵城内的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