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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庐闲话（第2页）

我在延安时，只发表小说，领导同志就以为我只会写点小说。

“文化大革命”

以后，他来我家，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理论”

文章，他听了，表情颇为惊异。

还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大概是认为我不务正业吧。

到了晚年，遇有机会，我就自我宣传一下，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的工作。

理论文章的字数，实际上，和我创作的字数差不了多少。

“西安事变”

时，我有一位朋友，写了一个剧本，演出以后，自己又用化名写了长篇通讯，在上海刊物上发表，对剧本和演出大加吹捧。

抗战时，我们闲谈，有人问他：你怎么自吹自擂呢？他很自然地回答：因为没有别人给宣传！

我最佩服的人

要问我现在最佩服哪一个，我最佩服的是一位老作家。

此公为人老实，文章平易，从不得罪人。

记忆又好，能背写《金瓶梅补遗》。

一生平平安安，老来有些名望，住在高层，儿孙满堂，同老伴享受清福。

还不断写些歌颂城市建设的散文。

环顾文坛，回首往事，能弄成像他这样光景的，能有几人？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

时，给机关的两个造反派卖小报。

左右手分拿，一家十份，不偏不倚。

后来，他又把自己默写的“补遗”

，分送给“核心”

成员。

这些成员，如获至宝，昼夜讽诵，竟忘记了“红宝书”

。

这一举，可谓大胆。

如果当时有人揭发，他的罪名岂止“瓦解斗志，破坏革命”

？这样的老实人，敢这样做，是他心里有数。

他看准这些“核心”

，都是外强中干、表里不一的卑琐之徒，是不堪糖衣炮弹一击的。

从这里也看出，此公外表憨厚，内心是极度聪明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我与官场

我自幼腼腆，怕见官长。

参加革命工作后，见了官长，总是躲着。

如果是在会场里，就离得远些，散会就赶紧走开。

一次，在冀中区党委开会，宣传部长主持。

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又是抗战学院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