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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除了贝弗里吉报告和从部里得到的其他一般性介绍外，使我更多地学到社会保障体系知识的是个案工作，即就某人在信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调查。

如果感到对背景情况没有充分了解的话，我是不会在回信中签名的。

结果，官员们络绎不绝地进出我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以他们无与伦比的学识在每个问题上使我受益。

对待议会问题我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即与其他大臣商量。

我不满足于知道答案或口径。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我第一次在议会讲台前露面回答提问的前一个周未恐怕对我的私人秘书和我都是一种神经折磨，因为我几乎不停地通过电话寻求他对各种问题作出的解释。

除了与那些受指派处理我的“私人法案”

的文官有过一些言辞激烈的对话外，我是在养老金部才开始首次与文官们打职业性交道的，该部的常务次官实际上权力比政务次官大得多。

我早就被明确地告知，他只对部内的大臣级领导负责。

我在养老金部期间的前后两位常务次官埃里克·宝野和克里弗德·贾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聪明、认真、非常正直。

但真正的专家可能来自更低级别的文官。

我不久就发现，有关养老金的正确可靠的资料来源于一个名叫约翰·瓦雷的副秘书。

一般来说，我所见过的官员的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门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务次官，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针对同一问题，文官们提供给不同大臣的建议是不相同的。

因此，当耐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议措施与我所知提交给他们前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时，我指出了这点，记得我接着说：“你们不是这么建议前任大臣的。”

他们回答说，他们早知道他永远不会采纳这一建议。

当时我即决定，一旦我负责一个部的工作，我会坚持对任何文官汇报给我的意见作出绝对坦率的评价。

应由其本人陈述理由。

我还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废除针对寡居母亲的“收入规则”

一事面临重重压力。

我对此深为同情。

作为一名新议员，这确实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须抚养子女的妇女决定外出工作以多挣点钱，她不该因此而丧失抚恤金。

也许，作为妇女我更了解寡妇们所面临的问题。

也许我仍然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兰瑟姆我父亲的店里，一个新近守寡的母亲为了节省她那点微薄的收入而购买残次的水果。

面对反对党的攻击，我感到几乎无法为政府的立场辩护。

我向官员们和我的大臣提出了这个问题。

有一次，当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来给政务次官讲话时，我甚至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尽管他显得很同情，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

部内官员们对此问题的观点总是这样：即使对这些最值得救济的人群兔用“收入规则”

也会造成其他影响。

从逻辑上说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多么厌恶“影响”

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