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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2页）

由于这些事实，“穷人变得更穷”

这幅粗制的图画简直不可信。

对比之下，作出以下结论倒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保障预算鼓励了反社会的行为，其中包括依赖福利，因此要进行认真的改革。

与在犯罪领域里一样，在依赖福利救济领域里，大都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胆、最主要的问题。

查尔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报告《后退了——美国的社会政策1950—1980年》表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旨在减少贫穷的、宽容的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贫困。

由于政府的政策，人们觉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结婚有孩子后不仅不那么苦恼，反而在经济上更能得到实惠；同时，还减轻了对犯罪的惩罚，放松了对学生行为不检和逃学的管教，因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比赛的规则。

那些最短视、最不律己或从家里得到赡养最少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准则所作出的反应非常快，并且开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下层社会”

。

后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赖福利”

的辩论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单亲家庭的暗中鼓励。

但保证青年人能有动力、有技术和有机会工作也同样重要：自1979年以来，我们在英国采取了几种方法试图做到这一点。

我们感到，给予闲散的人一定时期的补助，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会是最坏的开始，对他们的同伴来说也是一个坏榜样。

因此，对于每一个16、17岁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学校的辍学者，要保证他们受到两年的培训，一般不允许他们直接享受福利，1986年实施的“重新开始”

计划的重点是那些失业两年以上、没有再就业和未进行培训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

此外，那些经过培训但不认真找工作的人，他们的福利也可能要减少。

新的《求职者津贴》对愿意工作的人将提供更多的鼓励措施，对享受福利的条件进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说来，对于不听从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有必要附之以约束，以防止人们享受福利后不参加工作。

他们这样做可能有几个原因——因为意志消沉或者觉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为他们在黑市经济临时就业拿钱多。

此外，如果我们要使开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们必须坚决放弃最低工资法或破坏收入低、技术差的就业机会的其他任何规章。

但是，如果我们对“穷人”

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将永远不会想出或执行正确的政策方案使人们不再依赖福利。

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美国学者对于我们现在对贫穷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作了最详尽的调查。

至少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和在帮助贫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穷人分成了“应该获得救济的”

穷人和“不应该获得救济的”

穷人。

虽然这一区分已经淡化，不如以前明显了——这倒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过去强调城市化的破坏作用——但这种区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网放宽了、深化了。

的确，对于还记得英国战前情况的任何人来说，当时把“穷人”

这一概念说成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这似乎很不切合实际。

在格兰瑟姆和全国类似的城镇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家庭，他们养家糊口的人遭逢艰难时世，经历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从不接受救济——即使他们看到是国家的救济一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他们的体面。

许多有尊严的领养老金的人当时会说：“我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过一便士。”

由于走了极端，这种自立的意识肯定会带来苦痛。

邻居们会机敏地尽力帮他一把。

不幸的是，有些为自己的艰难感到自豪的人与不愿依赖福利的人极为柑像。

对比之下却有另一些人——我到伦敦后曾多次碰到他们——对他们来说，自立和体面没有什么重要，他们愿意依赖国家，不愿作出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或使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事实是，第一类人重视社会地位，第二类人无视羞耻，这意味着社会压力一般不大，所以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我们这些人——更可能会去找一份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计。

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显得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