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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史铁生（第1页）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

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发生着令人难以预料和不可思议的变化，唯独人类的声音—信任、友爱、希望似乎猝然中断了。

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阳光照不到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孤独！

那时候，我常常徘徊在地坛公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清晨和傍晚的时光。

也许因为他坐在轮椅上，我认定残疾人绝不会是时代的宠儿；也许因为我总是夹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名著，而他总捧着厚厚的英文字典；也许因为他有着吸引姑娘们的宽肩膀、黑皮肤和厚嘴唇……总之，时间长了，没有第三者介绍，我们认识了。

除了明摆着的一双残废的腿和他自己所说与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的名字以外，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

然而，一种神差鬼使般的直觉使我自信：他是个好人。

尽管这种自信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危险的。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

，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

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

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那年我二十岁，二十岁的女孩儿，有着怎样一种寻觅知己、倾吐心声的渴望！

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半年以后，受朋友牵连我身陷囹圄，我们的交往被迫中断了两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又一次敲响了他的房门。

还是那张铁床，还是那盏台灯，还是那真而纯的目光，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清晰地感觉到了时间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他不相信生病住院的解释是我突然失踪的理由，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现实。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往多起来。

我知道他放弃了英文，开始写作。

我想，他之所以选择写作，并非因为这条道路更加轻松，而是由于命运的坎坷使他倍感人生的忧郁和孤独。

人在快乐的时候，往往愿意同别人接近，同亲人们以至路人分享自己的快乐。

人在忧伤的时候，也需要与人交流，只不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陌生的耳朵是无法懂得忧伤者的语言的。

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总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

这种伤感，不是那种使人落泪的伤感，而是令人无可逃避、无可奈何的伤感。

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刊物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印成铅字。

过了没多久，他写了又一个短篇《兄弟》。

当时，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编辑文学刊物《今天》，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也很钦佩那些在《今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我准备把《兄弟》拿到《今天》去发表时，他似乎并不那么自信，结果却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很快《花城》便转载，并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他创作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太阳的角落》最初也发表在《今天》，《青年文学》杂志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就是这个角落》。

十几年过去了，他从一个街道厂的临时工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然而在我们彼此的心目中，仍然是普通的、又是不可缺少的朋友。

他把爱和理解带进我的生活，他帮助我摆脱了许多烦恼和怨恨，他帮助我希望、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