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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3页）

与此同时，《“土地村有”

试行办法》也在《安庆时报》、《安徽实业报》、《安庆日报》、《阁钞汇编》、《安徽俗话报》上刊登，引起极大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迅速由“‘土地村有’应不应该实施”

——毕竟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多少风险，属于极端的惠民政策——转移到“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

。

无论如何，在议会通过后，“土地村有”

没有任何法理上的阻碍，开始逐步实施了。

这是一个相当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合理地确定土地的价格’。

许多农场管理培训班——也称作“村长培训班”

——的毕业生，经过这一阶段，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地主和农民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自然是偏激了，但反映了那时候双方都想占便宜的心理。

直到几个月后，夏收结束，仍有不少地方没有结束这一过程。

便采用了强制措施——由政府机构进行估价——由于是许多评估人员中的三个人分别估价，取合理数据的平均值，这三人彼此之间不见面，无法勾结，也就谁也不敢过于偏向。

所以，这一过程基本是公平的。

因为严打刚过，大大地震撼了民心，没有什么人敢于叛乱。

偶尔，有人想不开，由于没有组织，也被迅速镇压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智慧的——安徽军政府被告上安徽高等法庭，要求终止该《办法》的执行——该案审理时间长达一年半，待结案时关心的民众已经极少了。

安徽军政府胜诉，理由是：法律保护合法性私有财产，但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经议会批准，征用私有财产，但须以相等价值补偿业主——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观念确有不同。

至于，到南京、北京告“御状”

的，多了去，双方的电报公文，不知发了多少。

无数的大人物和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家伙给我写信，可以说，这一时期，我是中国收信最多的人。

我能够体会后世改革者的压力了，电话还没有普及就如此，想想那时候不由打了个冷战。

这时候绝对不能服软，我命人挡驾，其它人等一律不见。

反正“现官不如现管”

，我抗着“自治”

的大旗，一概不加理会。

同时，加紧了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并增加了半公开的士兵操练。

总之，我是名声大振，完全可以用“声名狼藉”

来形容。

我唯一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收集了无数名人的书信，将来拍卖，也可以卖两个钱。

因为这一政策的广泛讨论和众多反对派，使其广为人知。

政策规定的帐目公开，政务公开，也受到广泛的监督，贪污舞弊的情况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当事人很快会被法办。

配合训练有素的巡警，舆论的宣传鼓动，以及效果显著的严打，这一政策执行期间，基本没有引发恶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