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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

关键问题还是关税。

……”

顾维钧神采飞扬，颇有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

我在心中暗自称赞，顾维钧的能力确实有。

所以，即便我有几分不喜，却也包容了下来。

其实，顾维钧曾给我讲解过关税的问题，只是没有这么详细而已。

————————

青岛冲突之后，我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久，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派出军队，强行收回海关关税的控制权。

关税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穿越前，中国刚刚“入关”

——这“关”

就是关税的关。

那时候，中国一片“狼来了”

的呼声，各行业都面临着重新洗牌。

由此可见，关税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的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税则，必须与英国“秉公议定”

。

确立了片面协定关税原则。

1843年，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议定关税率，清廷提出的税率被英国代表否决，按英国的意见，中国进口税率为5％的从价税。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此后，中国每次修订关税，都是只有在16…17个列强一致同意后，才能实施。

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800万两的巨额赔款，由中国关税收入内扣缴，一年分四次，每次交关税收入的15；　1877年英国对华500万两贷款，指定海关税收作担保。

关税成为对外赔款及借债的抵押品。

辛亥革命时，为确保中国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偿还，列强擅自决定将中国关税收入分别存入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并由其组成的“海关联合委员会“实行外籍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的办法。

我有意全面改变这一现状，以驻军强行将其收回——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故，我与顾维钧说起此事时，顾大惊失色，连声道：“不可！

不可！”

我仔细一问，却是我想差了。

“第一，关税的种种，都是有条约约定，无论公平与否，事关国家信誉，不可擅自更改；

第二，关税关系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如此处理，势必使各国团结一致，向我施加压力；

前者，并不是很重要，条约的签定在于实力。

后者就很可怕了。”

剩下的话，不必多说，我自然清楚。

人不能与世界为敌，国家也一样。

到时候，我若屈服，以后就再修改条约，更难；我若不肯屈服，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统治者——像慈嬉向11国宣战那么愚蠢。

假如说，诸国联军被我打败，可能性还是有的，中国也一定损失惨重，而后，还要面临几十年的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