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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家灾难的起源认作某某个人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国家的命运认作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

法国人经过革命的洗礼，曾经从许多典章制度里解放出来，……这种死板的制度压迫法国人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有如枷锁。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法国的个人，在革命震动期间，曾经破除畏死之心，洗掉礼俗的生活，因为生死的念头当时代大变革的时候，对于个人已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法国人所表现出来以反对其他民族的伟大力量，都是由于为这种革命所鼓舞。

因此法国人就胜过了那还在朦胧中没有发挥出来的日尔曼精神。

但是如果这些日尔曼人一旦被迫而抛掉他们的惰性，就会激励起来奋发有为。

因而在他们接触和战胜外界事物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其内心生活，也许他们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

黑格尔这一大段话可以说是集中表明了他在著《精神现象学》这一段期间内的政治态度。

第一他把“知识”

当作“唯一救星”

，这是与“精神现象学”

以寻求“绝对知识”

为意识发展的最后目的的思想相符合的。

对于国家的灾难的来临，既不惊惶、也不悲叹，既不归咎个人，也反对用权术机智去敷衍应付。

而主要依靠对于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对世界精神，具体讲来，即日尔曼民族精神的认识与激发。

对法国革命的解放意义，他不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而只是从发扬民族精神、洗掉礼俗生活的角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但对日尔曼人革命解放的途径，却并无具体指示，只是抽象地说“如果这些日尔曼人一旦被迫而抛掉他们的惰性，就会激励起来奋发有为。

……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

。

这充分反映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虚骄性。

虽然主观上对法国革命有所向往，但在实践上既不敢触动君主和贵族的阶级利益，也害怕人民群众的真正从“朦胧”

中觉醒起来，因此他对日尔曼前途也只能表示一些唯心主义的乐观，只是相信渺茫的日尔曼精神，而没有现实的和实践的基础。

在此以前，在1802年黑格尔所写的《论德国的宪法》一文中，他强调，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须有“共同的国家权力”

，而国家的权力和国家的健康与团结力量的试金石不在太平安静的时候而在对外战争的时候。

他指出，当旧的日尔曼人太自由散漫，“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

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容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

。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

这样的中心又必须具有必要的权力以指导这些事务，以执行它的决定，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

。

而他指出，事实上“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

。

因此黑格尔断言，“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

黑格尔认为，在过去，习俗、教育、语言、特别是宗教曾经是人民团结的主要纽带，而现在却被认作偶然的、不必要的方面，它们的纷歧不能妨碍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