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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

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

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

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

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

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

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

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

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

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

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

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

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

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

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

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

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

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

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

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

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

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

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

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

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

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

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

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

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

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