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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

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

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

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

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

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

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

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

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

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

那是十二月的事。

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

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

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

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

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

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

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

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

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

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

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

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

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

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

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

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

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

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