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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充而实际上却常常互相矛盾的关系的不正常体系已成为难以摆脱的麻烦了。

尽管有上述问题，贝弗里吉还是竭力防止对福利的依赖和丧失个人主动努力的不良后果，这些正是后来的政府多少忽视了、而现在又回过来给我们带来灾难的问题。

不管在实践中的结果如何，贝弗里吉报告的措辞带有后来人们所说的撒切尔色彩：

……国家应为服务和投保金提供担保。

在承当担保者的同时，国家不应抑制激励动力、机会或责任心；在制定国家最低投保金标准时，应留有余地，鼓励每个人自愿地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缴纳高于最低标准的金额。

［第9款］

……受保人不应认为可以源源不断地不劳而获，无论其原因如何。

［第22款］

……物质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依靠投资并最终靠储蓄……部分发放给工薪阶层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额外资源应由他们储蓄起来，而不是立即消费掉，这一点很重要。

第376款］

贝弗里吉最初的构想和这一体系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公众对此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在部内的大部分时间就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影响并找到解决办法。

例如，当通货膨胀还没得到控制时，救济金每年就得上调以应付局面，这时就有各种呼声反对国家保险养老金上调，而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构成个人收入一部分的“国家资助”

却没有增加。

人们也越来越期望退休时能得到比基本生活水准养老金更好的东西，但其所需的投保金水平或从普通税收中得到的资助使它看来是行不通的。

这就产生了约翰·博伊德一卡彭特关于“分级养老金”

计划的立意，在这个计划中较高额的投保金将确保得到较高额的养老金，这一规定的制定目的在于鼓励私人职业养老金计划。

另一个始终困扰我们、而却找不到最终可行答案的问题是“收入规则”

，按照此规则，还在工作的领养老金者可能根据收入的一定水平丧失部分或全部养老金。

这一条对领养老金的寡妇们的不利影响使我感到困难和费心，这点我后面还会解释。

另外还有3个将困扰政府多年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了。

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没有缴纳足够的投保金而得不到全额“国家保险”

养老金的老年人，应该如何保证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水平。

第二个，继续寻找“社会保障”

救济的更大的“选择性”

（当时的术语），即，把救济集中在最急需的人、而不是泛泛地用于一大批普通受救济者。

（事实上，我们当今关于“有目的的救济”

——这是现在的术语——的辩论表明，这种做法无济于事。

）最后一个，是对“国家资助”

及其方式所蒙受的坏名声的争论。

正如我常指出的，这一问题有两面性。

一方面，真正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当然应得到鼓励接受国家提供的帮助。

另一方面，那些我曾称之为“高做的人们”

的自尊心从道德上说值得钦佩。

他们不食“嗟来之食”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也可防止依赖性的滋长，因为依赖性意味着一旦失去依赖就会最终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