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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响。

但在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

采取最严格的节能措施肯定将有助于使一般公众确信，在国际上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时刻，这是由工会的好斗性引起的真正的紧急状态。

但是，也有这样的风险，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发怒，特别是有些看来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10点半以后关闭电视广播的决定。

然后，此后的任何放松措施，当然又都会遭到批评，说这表明我们过去是小题大作了，而且无疑，首先是保守党出于政治原因造成的。

12月初，特德采取了一个精明的行动。

他将威利·怀特洛从北爱尔兰事务部调回，代替莫里斯·麦克米伦担任就业部大臣，威利既随和又老练，如果要想找到与矿工的斗争的出路，这两种素质的结合是特别必要的。

政府的地位也增强了，因为，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公众对矿工的行动很愤怒，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明显领先于工党。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最好斗的工会会员外，都担心对抗将促使大选的来临。

不久，新闻界对这方面的推测开始增多。

12月13日星期四，特德宣布实行3天工作周以节约能源。

他当天晚上还作了广播讲话。

这给人一种危机感，使得全国意见两极分化。

最初，工业产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来水平，这本身就说明英国工业不少部门效率低和超员。

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3天工作周能维持多久。

我发现保守党内部强烈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

对几天以后宣布的削减12亿英镑公共开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这一阶段，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工商界领导人。

圣诞节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兰伯赫斯特参加一个朋友家的晚会。

由于削减供电，我们借助果酱瓶里的灯光上了楼梯。

整个气氛颇有战争时期的味道。

那里的商人都一致认为：“要反抗他们、奋战到底、送他们走、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些话在当时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没有一个体面的或令人满意的办法解决纠份。

与全国矿工工会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如果全国矿工工会在此条件的基础上恢复工作的话，政府提出将立即对矿业和矿工工资的前景进行调查，但这个建议被全国矿工工会断然拒绝。

1974年1月9日，英国职工大会在全国经济开发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如果给全国矿工工会提供更多的好处，他们将不把这一点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谈判依据。

托尼·巴伯拒绝了职工大会的这一表示。

从而失去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第二天托尼向我们解释说，他认为那是一种宣传伎俩，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表态。

尽管后来内阁同意继续就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进行工作，邀请了英国职工大会的人到唐宁街10号来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会议，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了：看来好像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我们如果接受了职工大会的表态，我们的处境会好些，会使英国职工大会为难。

事实是，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无疑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

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在其后果未得到充分权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绝任何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