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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2页）

自从1992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了。

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

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尤其是19——92年8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

最后，在波斯尼亚的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

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

在“世界新秩序”

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几乎是不现实的。

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历史”

是否已经“结束”

；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

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路线上。

“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

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们迷失了方向。

不仅是对一些安全体系——首先是北约——和防务战略必须要重新考虑，似乎外交政策整个的正确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处于争论之中。

第二节　保守党人的外交政策原则

俾斯麦曾经说过，要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同时注意政治原则，就好像要他穿过茂密的森林时用牙齿咬着一根12英尺长的杆子。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保守党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要求我们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只考虑国家利益。

事实上，他们做法的逻辑明显经不起推敲。

我们怎样认识我们极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认识后，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寻求这些利益？它们包括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吗？你怎样说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国际秩序的某一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应该为它作出多大的牺牲？不参照一定的原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认为，保守党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要依据5条原则。

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这些原则迎接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只有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强大得足以挫败其他强国挑战的、持久的联盟对集体安全作出保证，才能维护集体安全。

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

不付出代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国的纳税人单独承担这个代价。

此外，也不会没有摩擦，俄国以及在今后适当时候会成为强国的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国——更不用说高度敏感的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忿恨。

但是为了和平与稳定，这一选择的坏处最小最小。

当其他国家更加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时，美国不能独自长期维持这一地位。

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虽然它的确能修改这一论点。

首先，是时间上的间隔。

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像现在，军事技术——在这方面美国胜过其他国家——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看用于防务的资源有多少。

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因为不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内的广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这一潜力开辟了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