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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

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

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的，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了，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

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

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

你猜怎么？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儿快把我的魂勾走了。

我当时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一条腿也值啦，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条饿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儿把我噎死，就这点儿食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

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楞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转头走了，当时，哨……

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我老K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呀，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好起来让你真不知该说什么，好的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

打那以后，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K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

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呀，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呀。

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给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呀，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呀，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

算了，不说这些。

我接着讲。

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

照理说，灾年来了连他妈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什么小报告？不行，还得接着折腾，批判批判这个，汇报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呀，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要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了，你再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和脑力都在消耗，你要不先死倒奇怪了。

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十几个。

埋都埋不过来，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钉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

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要紧呀，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想活命不在乎你表现怎么样，表现再好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体力，连脑子都别动，比方说，大伙儿一起掀冻土块，你应该嗓门大点儿而手上一点儿劲儿别使，说白了就是靠溜奸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老K也玩儿完了。

咱刑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是人渣子啦，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昏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儿就行，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只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都当了还怕骂吗？要脸干什么？人都快饿死了，脸和屁股就没啥区别了。

当然，我说得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也真不惜力，你让他躺倒装死狗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是文化人的通病。

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干扶钎的活，都怕抡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钎，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没人愿抡锤了，那种活体力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就偷偷跟田先生说，别犯傻，别人是欺负你呢。

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钎，抡锤的也累呀，现在也该换换了。

唉，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啦，我偷偷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啦，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

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K，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

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啦，别糟蹋了东西。

我当时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到。

田先生摇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叫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

我估计得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的，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发现时人都硬了。

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后被野兽刨出来，可地上的冻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啦，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要真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净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好人呀，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