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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难道大家真的都必须拥挤在日本闹革命，或是在北京闹复辟，不能有几个人移贵步过来看一眼吗？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来敦煌，怎么说也不会比玄奘当年更难吧？困难也不会比从阿富汗或吉尔吉斯过来，长途穿越沙漠的洋人更多吧？如果他们四体不勤，缺少这个体力和魄力到敦煌走一下，那么，有什么权力指责西方探险家早到一步呢？如果当时就公认他们的行为是偷盗，伯希和怎么会把赃物在六国饭店展出？如果没有这次展出，罗振玉等人怎么会明白宝库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敦煌文献的分散保存，今日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才有可能汇总，五国合办的《国际敦煌项目（IDP）》，100000多件来自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绘画、纺织品及器物的信息和图片，也才有可能在因特网上免费使用，敦煌学才成了国际显学。

敦煌遗书　序言（4）

敦煌的第三次书写，是各国学者通力的结果。

其中有冲突，有损失，有抢劫式的巧取豪夺，有占有欲的丑恶爆发，有西方学者“全世界独大”

的傲慢。

但是从今天回顾，坏事也有好的一面：敦煌变成了一个世界通力合作的课题。

敦煌文卷四散分开，落到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几乎像当年文化在敦煌汇集一样分开了，这恐怕也是不算最糟糕的安排，至少没有毁于兵火，毁于偷盗，毁于朽烂。

现在，经过全世界敦煌学界的努力，原件虽然分散，但是还在，而且经过各国学者分力苦读，现在编目详备，全景分明。

冯玉雷这本小说，基本上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琬是不是卖国贼（虽然他让语言天才蒋孝琬拒绝学英语），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

在作者看来，艺术才是文化的、神圣的，而历史是世俗的、暂时的。

没有必要指责一件艺术行为中此人彼人的作为：历史把敦煌推到世人的注意力之中，这不是道德行为，而是艺术行为；本来，到这个荒漠中来寻找历史就是荒唐，是舍近就远，来到这里寻找艺术，才是正道，是舍意求象。

于是，小说中的斯坦因一出生就在“蒸汽机”

与“汽笛”

之间饱受折磨：“……家人购买各种各样蒸汽机模型讨他欢喜。

但适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忧郁。

他们以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机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单调鸣响，便请人专门设计出造型新颖、奇特的蒸汽机，配备能发出几十种变奏的汽笛。

很快，这种玩具在欧洲儿童中间流行，吓得斯坦因不敢出门，不敢与儿童一起玩耍，不敢睁大眼睛，也不敢让耳朵无拘无束地接受声音。”

后来，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斯坦因遇到极大困惑时，舍“蒸汽机”

而取“芦笛”

：“他折来半截芦苇，像驼工那样制作成古朴的芦笛，吹几次，竟然悠扬地响了起来。”

最后，他的生命也融化在叙述中，“艾伦从来没碰过芦苇。

但她擦干眼泪，想了想，找到芦管，放到嘴唇间，吹奏起来。

在呜咽的、低沉而哀伤的芦笛声中，斯坦因闭上了眼睛。”

幸好，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亲自来到”

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为前辈的疏懒羞愧，他们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席臻贯，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难，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当代中国人的艺术才情和献身精神，应当不让先祖；在全球化的今日，会集到敦煌宝库的人们，他们的迷醉也不让前人。

文化的冲撞应当产生艺术，敦煌的历史不是步步功利伟绩，处处勋绩彪炳的历史。

历史作为艺术在不断延伸，敦煌进入冯玉雷的长篇小说《敦煌遗书》在不断延伸。

又一次敦煌书写重新开始，而且肯定会更加辉煌。

2009年2月，中国西部

。

。

第一章　不是走　光，是跑光（1）

有人看见夸父与太阳在沙漠里进行裸奔比赛，有人听见成千上万只羊皮鼓呐喊助威；有人看见夸父一头栽进了约特干芦苇湖，有人听见夸父喝完湖水后不住地喊渴；有人看见夸父奔跑在沙丘与沙丘之间，有人听见各种不同类型有关裸奔的阐释；有人看见不计其数的夸父扮演者、模仿者、追随者、持不同观点者在亚欧大陆踏出了丝绸之路；有人听见清朝秀才夸父与英国考古学家戈特相撞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声音。

探险家、梦想家、好事者、学者、士兵及情报贩子怀着不同目的，寻找碰撞发生地。

很自然，不约而同，大家想到了约特干。

因为，那里的湖水曾经被夸父咂咂喝干，唐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部分文书落地后被风沙掩埋，虔诚信徒为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