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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甚至，从“双日”

（Douleday）到“维京”

（Viking），再到“斯克莱布诺”

（Scribner），一路更换出版社的轨迹，也说明了他越来越“严肃”

以对的态度（一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ManintheBlack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

〔O。

Henry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

绝非“垃圾”

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

与“严肃文学”

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Perrin）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

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

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

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

哪能一锤定音，妄定优劣呢？

“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

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

然而，一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一主题的讨论，这次的争论，还是各自表述，虽有交集。

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

跟“通俗文学”

区分的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了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荒原》（TheWasteLand，1922）跟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

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

，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最后的肯定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

二年出版《写作》（OnWritting），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

二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

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

竟然宣布，他获得二三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